（2009-01-10）

　　这次由金融制度缺陷而产生、由次贷诱发的金融危机，迟早要来，早来或许比晚来的损失更小。

　　这次危机学术界多数认为这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所以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有人认为是“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啸”，意即超过1929的破坏力，暂时似乎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定论。

　 　1929年的危机与当下危机有下列不可比性：一、来势不一样；二、深度暂时不一样；三、危机引发地美国的影响力、破坏力、控制力、协调力、恢复力不一 样；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的作用不一样；五、国际组织的干预力不一样；六、各国合作态度不一样；七、贸易战引发军事战争的规模也不一样。

　 　这场危机对各国都有巨大冲击，对中国同样有巨大冲击。全球化时代，任何经济体都难独善其身。不过，中国所遇到的负面影响，短期看来虽然不如其他大经济体 那么多。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如果没有更加合理的金融预警机制和经济法制保障，未来更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中国这个潜在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大国。尤其是中国入世过 渡期结束后，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已是大势所趋，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在加大。　

　　1929世界经济危机实际上在二战结 束后才彻底结束，美国在危机初是经济超级大国，危机中美国不断自我完善危机结束后成为政治超级大国。这次危机美国可能改变其近年来的一些金融痼疾。这次金 融危机给美国和其他金融大国的警示和教训有很多，对融入全球化后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对避免将来更多更大危机，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这次危机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对政府来说，前三十年的经验不能全部用于未来，但坚持金融主权的方向不能变，坚持经济法制与民主改革的方向不能变。

六类企业会受到不同影响

　　对中国受灾不同的企业来说，就有六种不同的影响：

　 　一类是极少数国际化水平高、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对这些极少数企业来说，危机只有利没有弊。个别幸运企业，或有妙不可言的商机。它们先可抄底企业股权，后 可抄底资源物资，国内国外皆有机会，成为这次危机的极少数幸运儿。中国和外国都有这样幸运的少数企业。但是，大有大的难，企业发展有起有伏，日本一些企业 在美抄底的教训应当汲取。且下次危机是否同样幸运，看其是否不断进取。

　　三类是靠收缩战线才能苟活的企业。中小企业多病缠身，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难生存。但一些企业可以断尾、断腕而自保，把原来的四面出击变成集中优势兵力应对。

　　四类是靠改变生存方式而存活的企业。有的行业可以生存，但这个行业的弱势企业无法生存。勉强支撑会耗尽元气。有适当机会，可以转行。在自然的动物世界，野牛是否可以活下来不一定非要战胜狮子，跑得比别的牛快就行。

　　五类企业是可以不改行，但可以坚持一段再决定方向的企业。这类可采取“冬眠”而不必候迁的方式熬过危机，压缩规模，坚守待变。

　　六类企业是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如何被人兼并收购、安乐歇业的企业。企业家不一定总有企业，企业消失前要合法打发利益关系人和员工，合法停业，自己抽身休息学习、到跨国公司和大企业就业，部分或全部接收他人并购，也是很好的过渡。

转危为机的五大对策

　　没人能精确预测这次可能是“U”字型的危机将延续多久，从2008年亚欧峰会、G20峰会、APEC峰会等国际联合战胜危机的协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希望。各国的拯救行动也并非全部是无效行动。奥巴马的“新政”即将出台，人们可以期待，不必过分悲观。

　　经济危机使中国企业面临更加残酷的国际化竞争。2009年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加，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这次危机的后续贸易战中将步履艰难。本文对于企业转危为机的对策有如下“五本”看法供参考：

　 　“质本”。以质为本，不给竞争对手以技术壁垒的口实，不仅是竞争的需要，也是安全的需要。当今国际市场上一流企业卖质量标准，中国企业海尔、远大等均有 卖质量标准经验。可是，中国许多企业并无质量意识、认证意识和国际化质量战略。每年大量的被退货的产品使很多中小企业极为艰难。国际公共标准、专业标准、 公平竞争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应是企业的常抓不懈的工作。

　　“形本”，即商标、宣传、广告、知名度和信誉度战略。首先要有国际化的商标标 示，如有必要需到境外注册，不可迟疑。到目前为止，境外非法注册我使用在先的商标不下十万。通过司法诉讼讨要回来的不过十个！商标国际化应注意几点：一是 不可简单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我们读起来顺，他国人读起来不一定顺。笔者的名字用汉语拼音外国人读起来就有些拗口，而且He字读起来引起歧义：他！二是不 能伤害他国民族尊严和宗教禁忌；三是要多咨询国际人士的意见；四是不能触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红线；五是不必哗众取宠、故作奇形怪状。

“资本”，即扩大规模。企业扩张有专业化扩张和多元化扩张等。规模在多数情况下与企业安全成正比。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增加了投资信息。资 本的“嫌贫爱富”和喜欢逃避风险的“天性”可能会使外资对中国的“四万亿”效应增加“搭便车”兴趣。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和这场危机使中国企业利用外资的 可能性加大。企业国际融资的渠道也会扩大。中国受危机打击的程度相对较少也会相对有利于外资来华和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一些中小企业的出路之一是尽量把自己 变为不再是“中小企业”。

　　“知本”。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一要看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当前侵害知识产权在中国 既有中国企业侵害外国的，更有外国企业侵害中国的，还有外国企业在中国侵害其他外国的，也中国企业在海内外侵害其他中国企业的。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国际知识 产权争端不断上升，外国乘机刁难中国政府甚至告上国际法庭。二要量力而行地合理创新。

　　“人本”。多哈谈判近期可能重启。如果顺利结束， 其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新规则会对中国中小企业提出严重挑战。所以，“以人为本”不能只是企业口号，而要变为企业对员工权利、尊严和劳动报酬等具体的制度 当中，长期指望劳动法、环保法的不严格执行而苟活的企业最终是要吃亏的。

中国可望较早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对各国、各行业、各社会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可能是受冲击较小和较早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保持信心不只是口号。中国的拯救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暂时位居前列，各国对中国多有期待。

　 　融入经济全球化，有得有失，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有利有弊。没有入世七年来给中国年均11%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战胜危机的官方、企业、民间的积累与储备就 无从谈起。另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融入全球化何来一利，反之何来一弊？故得失不是利弊。融入全球化是任何经济体几乎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们只能适应全球 化，全球化不能适应我们。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联合研究金融危机处理课题组副组长　

　　這裡說的是為了短暫的收益而在原則上讓步。在文學作品中，歌德的浮士德是一名德國煉金術士，他與魔鬼交易。簡單地說，在美國經濟再膨脹之時，作為美國債券最大的外國持有者的中國發現自己處於這種境地。

　　財政部長保爾森不是魔鬼，然而，在他擔任財長時期，美國已經變種成龐大的發債機器。國會預算辦公室稱美國今年的赤字將增加一倍多，至少達1.18萬億美元，這是自二戰以來最大的數額。

　　奧巴馬甚至有更大的計劃。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評估還不包括這位總統當選人的刺激方案的成本。這個刺激方案的成本很可能在未來兩年讓總數至少增加7500億美元。去年短缺總數為4550億美元。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中國的資金。

　　最好的客戶

　　那些借款可能令加州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共同首席投資官克洛斯(Bill Gross)所言的“有一些泡沫特徵”的市場爆破。北京的官員也看到了這一點。

　　中國擁有653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今有跡象顯示它對美國債券失去了胃口。預計中國這個亞洲第二大經濟體將減少1.9萬億美元儲備中的美元份額，並可能大幅度減少。

　　畢竟，美國的行為讓它最好的客戶付出代價。政府股東痛恨企業以新產品沖淡他們的股票，中國的債券經理人無法對財政部的計劃產生好感。

　　除了它的浮士德交易，我懷疑中國還可能遭遇麥道夫式的騙局。

　　財政部並沒有從事麥道夫(Bernard Madoff)的那種大詐騙。然而美國5.3萬億美元的債務舞臺更像是一個龐茲騙局，而不是一個市場。

　　麥道夫的騙局

　　麥道夫是貪婪、缺乏透明度和失信的化身。儘管在過去多年裏有人懷疑麥道夫表現的誠實性，然而監督人沒能採取行動。他們相信麥道夫的聲明及數據。

　　信貸評級公司沒有蜂擁威脅讓美國降級的原因就是信任。人們深信，一個儲備貨幣的發行者、一個沒有外幣債務的國家終究會付款的。這並不意味著那些稱這個市場已經變成世界最大的金字塔陰謀的批評者說得不對。

　　總的來看，就是認為總會有新鮮的錢流入，拯救已經進入那裏的投資者。一個金字塔陰謀正在上演。國債持有者不會像麥道夫的投資者那樣輸個精光，然而，當外國人出售債券而且收益激增的時候，中國將遭殃。

　　深水盤

　　問題是，中國將如何積極擺脫這個越發像深水盤(sucker’s bet，莊家佔有太高贏面的盤口)的局面。例如，法蘭克福德意志銀行的經濟學家估計中國將讓美元份額從2003年的超過70%削減到今年的大約40% 。

　　當然，已經走進這個局的中國難以抽身。它的經濟大體上就是向海外出售製造業產品。內需是一個長期的目標，需要制定巧妙的政策，以及對短期混亂的高度容忍。目前尚不清楚2009年能否實現這樣的過渡。

　　對中國而言，最好的情況就是美國消費者重新購買它的產品。中國不想讓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情況複雜化，這關係到它自己的利益。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打算拿更多的錢在這個龐茲騙局中冒險，作最後的掙扎。這個世界已經有種種例子證明這樣會產生什麼後果。而且在中國自己的經濟陷入困境的時候，13億中國人當然可以把一些錢用於國內。(作者 William Pesek)

　　二、若要问扁家海外洗钱案的首犯是谁，恐特侦组是拿陈水扁当首犯，而扁家却想推吴淑珍为首犯。至于台北地院的法官蔡守训是不是也像特 侦组一样认定陈水扁是首犯，而陈致中犯案很轻，只是人头或从犯，我拭目以待。但我个人以为，陈致中不单单是人头，而是扁家海外洗钱案中参予洗钱、湮灭罪 证、钱最终都由他支配、他最清楚钱之去向的真正主犯。这就如普式价值观认知的黑帮老大，一般不参予犯罪，只是策划、组织犯罪的幕后推手和既得利益者（如陈 致中这样的最终受益人），我不相信台检调司法体系会因黑社会组织犯罪黑帮老大不在场，而就放他一马？如此姑息养奸集团犯罪的“黑帮老大”，想必，特侦组有 切割办案之嫌。

　　三、只羁押陈水扁，甚至开庭后有可能拘提十八次不到庭的吴淑珍，有用吗？特侦组侦办此案至今，之所以结不了案，并不在扁家弊案的案中 案、案外案愈来愈多，钱像滚雪球似的都流往海外的人头账户，一时半会很难查清……试着帮特侦组想想，要特侦组办案方向不是由前向后发展，而是由后向前推， 先羁押陈致中，清查陈致中名下的海外账户究竟有多少，是不是能将这复杂的案子简单化？能真正地勾画出扁家海外洗钱案的全貌呢？

　　四、羁押陈致中，我认为比羁押陈水扁要好的理由是：它既可以敲山震虎，更是扁家弊案最知情最关键之所在。当然，我知这有点未审先判的 味道，是不符合台湾现行法律制度的。可要陈致中不是陈水扁的儿子，一家犯这样的案子，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地逍遥法外，不被羁押呢？比照王幼曾案，就算王幼曾 逃往美国，如台检调想办案，他的子女，不也难逃法网的制裁吗？回过头来看陈致中，他说他是人头，是被支配的角色，到案还不配合检调说实话……这种种劣迹， 如台检调想办他，难道台湾现行的法律就没一条可以制裁他的吗？特侦组如此这般地纵容他说假话，对说假话的陈致中毫无办法，法何在？法又怎么服众，达到惩恶 扬善之目的呢？只许州官放火，不需百姓点灯，这样的人性化（不羁押陈致中），是不是暴露出台湾司法体系的不公不义呢？

　　说真的，我真的很疑惑法在台湾是不是人人平等，完全的人性化？面对权贵，血亲，执法者真的能公平正义，毫无私心吗？如若真的能秉公执 法，我敬佩台湾的司法人员，拭目以待扁家海外洗钱案的水落石出。如若台湾的司法检调人员都像占卜道士一样得看黄道吉日，遇不同的罪犯，办案心证大于法条， 吃案、切割办案、甚至明目张胆地违背公平正义之原则而无后顾之忧，我想，羁押他陈致中又何妨？

　　说真的，我真的以为扁家海外洗钱案的关键人物是陈致中，羁押他的意义、对案情的突破远比羁押陈水扁要实惠得多。羁押陈水扁，政治意义 大于断案；而羁押陈致中，对案情的水落石出，对尽早地结案，及攻其扁家贪渎集团的心房都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试想，扁执政八年，即使陈水扁再贪，他也有许 多“扁家非法所得”是不知道的；吴淑珍虽是操盘手，黑金全由她来收（走夫人路线），但因她身体的不便（或许是早有分工），吴淑珍也不见得知道扁家的黑金有 多少。正如辜家大少所说，要陈水扁跟吴淑珍还留一手，钱得分两份；要陈致中也像他父母那样另辟蹊径收黑钱，而这些钱又都汇往了海外，特侦组是不是最该问的 人是他陈致中？唯有他最清楚钱都藏哪儿了？钱是怎么进的他的户头？

　　不羁押陈致中，我相信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特侦组并不想这么快就让案子水落石出。说什么扁家海外洗钱案因没司法互助而困难重重，或媒 体、社会知道多少办多少……依我看，这全是特侦组的托词。试想，要特侦组的检察官能做出在黄芳彦跑后才想起来要审他，会不会等陈致中落跑后，特侦组检察官 才想起羁押陈致中之必要呢？既然办案跟唱戏一样天天有剧情，经常背地里释放消息给媒体人，随媒体“同唱一首歌”。为什么单“羁押陈致中”这点，特侦组就不 愿跟媒体人闻鸡起舞了呢？敢问特侦组，这葫芦里究竟卖得什么药？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与动机，尽显龌龊、肮脏的政治谋算呢？

（2009-01-09）

● 牛铁航（北京）

　　中国在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受到不小影响，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上至国家决策者、下至普通百姓，而所有相关问题都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收支和汇率制度相关。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此次突发国际金融大动荡之后，中国进出口总值仍超过2万5000 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5％，说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超高水平。在这个背景下，去年开始，沿海一带出口企业显得难以承受人民币汇率上浮之苦，外储 也由于美元贬值而严重缩水。加上中国为平衡国际收支而日益增加的海外投资，被金融泡沫卷走的储备已超过万亿。

　　在宏观经济方面，人民币至 今不能完全兑换性，外币流入中国须强制结汇，央行被动发行人民币，因而货币政策不能独立。以1万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对应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计算，累 计共被动发行15万亿人民币，乘以5至6倍的货币乘数，使流通中的货币达到天文数字。这也就是中国去年先于美国发病，催高股市、楼市的根本原因。

参与体系重造的必要性

　　通常来说，一国的财政政策对国际贸易平衡作用较大，而货币政策对通胀、汇率和物价水平发生作用。所以，当宏观决策者面对国内的结构调整和平衡对外贸易时，应当更多利用财政政策，而不是用货币政策，更不能用打“汇率战”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现象可以用美中关系的事例加以说明。长期以来，中国对美贸易出现大量顺差，而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可以改变贸易不平衡 的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所以美国政府错用了政策工具。如果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都可以采用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应放弃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让 中国自行决定宏观政策搭配，并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出口；同时，中国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两国汇率应基本保持稳定，人民币与 美元最为妥当的汇率政策既不是升也不是降，而是固定在当前的水平。

　　“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中国利用其财政政策，比如在改革开放30年 之季，从财政拿出1万亿人民币“购物券”给每个老百姓发一个大红包，以此刺激国内需求，此举又会起到平衡外贸顺差的好效果。采用这一政策建议的最大好处还 在于，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减弱，甚至通缩的可能（中国学者樊纲语），可以取消外汇管制，早日结束那种外资到中国“淘宝”，中资到国外“掏粪”的怪圈。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国内密不可分的一体化经济之下，中国欲求发展，必求稳定，以应对危机，避免“过山车”式的剧烈动荡。正是从此目的出发，中国应该参 与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力求从根本上维护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再造也难以成功。

如何参与货币体系改造？

应当看到，国际货币体系的体制性问题在于美元的滥发，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美元的超量印发，为其贬值提供了条件。但为什么美元在金融危机中不弱反强呢？这主 要因为超发的美元都在中国、日本和中东产油国等债权国手中，这些国家用手中的巨额美元债权又大购美国国债，仅中国就达6000亿美元以上，强力支持了美 元。美元贬值反而成全了美国，伤害了债权国利益。

　　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理应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更大的话语权，制约美国货币的发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但由于美国对世界各国存在的数以万亿计的债务和贸易逆差，国际货币体系又受到美元的反制约，因此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排除美元。

　 　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国际完全流通与储备货币，在今后几十年里也不能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在可以设想到的时间内，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是若干主要货币区 的货币，依货币区或大国的GDP规模、国际收支状况、对外贸易比重、外汇与黄金储备以及人口等经济指标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国际货币平价。在此平价 基础上，世界各国的主权货币与之挂钩，形成固定汇率。经过若干年运行后，世界或许会进入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世界货币，实行普遍的固定汇率制。

　 　目前，可以设想四种货币成为这个平价的基础，它们是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另外再加上黄金（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达8700吨；中国只有 500吨）。毋庸置疑，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欧盟虽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称雄；日本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其经济受制于美 国。

　　为此，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应当适当加快，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展开。首先应考虑在周边地区，以香港为重心，向贸易逆差地区和国家推行人民币作为结算单位，进而由该地区各国中央银行将人民币作为清算手段储藏，由此将人民币逐渐发展为区域货币，进而成为国际货币。

中国参与的路径将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时间上，首先完成人民币的可兑换，解除外汇管制，从强制结汇转为自主结汇，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然后鼓励人民币成为海外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最终作为国际货币参加国际货币体系。

　 　在区域上，理想的是从周边地区（东南亚、亚洲＋非洲、全世界）开始；方式上可以有不同类型，如欧洲曾从货币联盟入手发展到单一货币，人民币似可借鉴。目 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经开始，例如与韩国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对俄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及与香港的双边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等。有理由相信，这一进 程将会加快。

展望未来

　　改造国际货币体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历史已经提供了两个先例：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即是 大国领袖通过协商而成，实行了固定汇率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二，欧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通过协商创立了区域货币欧元。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起的和平、发展 作用日益增大，一定会在国际货币领域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2008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国际金融年会上，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李若谷提 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再造的方案，具体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约束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及货币发行；第二阶段是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 金融新秩序；建立以“一揽子货币”为核心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综合考虑一国GDP、贸易、储备、人口及其在世界上的占比等因素确定之。

蒙代尔教授长期倡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并担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会主席之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问题，各国政要中也不乏其人。

　　应当看到，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专业问题，更是主权问题、政治问题。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依据实力登上世界金融霸权的地位，推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现今的世界已是群雄竞起的多级化世界，国际货币体系应该与之相适应。

作者是中国金融学家

（2009-01-09）

● 黄朝翰 杨沐

　　在当前这场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中，中国和新兴经济国家有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希望。本文将对2009年中国经济的可能走向作一探讨。

从担心过热到担心衰退

　 　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9.9%（高于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9.8%），全年的增长估计会在9.5%。虽然和2007年的 11.9%相比，已是明显下降，但和2008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只有2.5%相比，中国仍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经济体。现在国际和国内都在关注中国2009 年的经济情况，各种不同评估预计中国增长可能在7-8%，甚至可能更低。但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只有5-6%，在世界经济中也还是第一位的。

　 　2008年初，中国在连续五年GDP双位数增长后，经济发展继续过热，并在国际油价，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出现通胀迅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控制可能失控 的经济，政府在上半年引进了从紧的宏观控制手段，希望能引导经济软着陆。但到2008年最后几个月，政府面临的完全是预料之外的另一种宏观经济景象：严重 的经济下滑，甚至通货收缩。中国的领袖们从未经历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这样大跨度的经济情绪变化：从对过高增长的担心，到对止不住经济下滑的恐慌。

　　2008年10月，当第三季度的GDP增长数据揭晓只有9%时，政府还没有认识到强烈的经济下滑压力。他们还认为这是上半年的控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的必然结果，和由于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中断了一些企业生产的短期影响。

　 　但11月份数据更是惊人，工业生产的增长只有5.4%（10月份时是8.2%，比上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2.2%（10月 份增长19.2%），这是过去7年来的第一次，当月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政府开始不再怀疑经济正在急剧下滑，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将在明后两年，用4万亿元 人民币（相当于5900亿美元）的组合财政措施来刺激经济。

　　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阶段，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国经济和美国 经济是分离（decoupled）的。中国政府对内有财政结余，对外有外贸顺差，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并继续实行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上海A股的指数从 2008年10月到2009年中已经下降了60%，很难再大幅度地受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到2008年10月，金融海啸把美国和日本卷入经济萧条时，中国 仍然比较乐观，相信中国的实体经济（生产和出口）能帮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严重的外部冲击。很多人都认为从技术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内部需求， 特别是国内的投资推动的。　　

2009年“保八”的可能性

在这种乐观情绪影响下，政府最初错误地解读了10月份数据，忽视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和在许多关键的工业部门，如电力，钢铁和金属，水泥，汽车，石油化 工等的生产下降的严重性。世界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加剧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周期的变化幅度。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是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顶点，而部分 由于宏观政策收紧，工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新的劳动法实施，等等，在07年二季度后的GDP增长逐季度迅速下降，到2008年三季度已经只有9%。

　 　结果，当经济迅速恶化，政府突然受到了经济下滑的速度和力度的巨大冲力。为了尽快改变下滑，稳定经济，政府在运用财政刺激手段的同时，也同时运用了其他 的直接政策干预手段，如刺激出口（运用更多的出口退税），和促进农村消费（通过直接的补贴），并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已迅速下降），甚至考虑了 可能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等等。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运用了所有可能的政策手段，努力维持2009年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2009年增长7.5%似乎是比较客观的。但中国政府给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经济增长保持在8%。这一方面，因为2009年有许 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几十周年纪念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法轮功事件10周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敏感期。另 一方面，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表明，“保八”（经济年增长达到8%）就能保证最低的就业增长率，中国社会就能稳定。过去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 长率，平均每年创造了17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中国现在仅每年进入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就达到600万，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困难。 为了努力避免社会的不稳定性，政府势必努力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和金融实力已大大加强，中国具有占世 界28%的政府的外汇储备，每年6万多亿人民币的财税收入，2008年上半年1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剩余，即使出口的外部需求疲软，中国政府也完全有体制上 和经济实力上的能力，来保证2009年达到8%的增长目标。

　　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还正处于城镇化过程的中期，还有几亿人口会在未来十年 中从农村移往城市，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推动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保八，是有可能的。但从短期来看，由于体制的问 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突发性社会事件日益增多的问题，失业的急剧增长，有可能加剧社会的短期动荡，政府必须正视并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

增长模式仍然未变

　 　2008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和去年的增长模式相同，只是增长速度下降。在增长的供给方面，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的主要产业部门的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制造业 是中国最大的产业部门，它在中国2007年的GDP中占43%（仅略低于服务部门的49%）。它的增长速度也要高于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由 它的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所拉动的。从2002年以来，制造业的平均年增长为17%，带动了GDP年均增长10%。在2008年，工业生产的增长从2007 年的19%下降到12%，因此GDP的增长也下降到9%。正如前面所说到的，到2008年的11月份，工业生产的增长降到只有5.4%，所以我们认为 2009年初前几个月的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有可能继续下降。

　　在增长的需求方面，GDP的增长来源于国内需求的提高（国内的投资和消 费）和外部需求（净出口）。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的需求，特别是国内投资。在2007年的GDP增长的11.9个百分点中，投资贡献4.9个百分 点，消费贡献4.7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值贡献2.3个百分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中，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增长。

　 　特别是在2008年的前11个月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值仍然上升27%（和2007年相同），但实际上用可比价来看，由于政府的宏观紧缩政策，投资增 长的速度是放缓的。消费增长从2007年的16.4%，下降到9.8%。尽管人民币升值，但在前11个月出口增长仍然达到19.3%，而2007年的出口 增长高达25.5%。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需求疲软的影响，有一部分被中国向新兴经济体的更多的出口所抵消了。所有这些都解释了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放 缓的原因。但必须注意的是，在2008年的10月出口增长还是19%，但到11月就逆转为下降2.2%，这是七年以来的第一次，这种急转正是中国整体经济 增长下降的一个明显的信号。

　　用净出口的概念来表示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总体增长的重要性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在2005年以前，净出口对 中国经济的总增长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负值。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加工区，中国出口中的60%是由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公司实现的。 为了能够出口，中国首先必须进口许多商品，如原材料，零部件，组装件，和机器设备。中国的出口只在中国国内形成的附加价值中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对GDP 增长的贡献很小。自从2005年后，净出口的比重开始上升，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上升，达到GDP增长中的20%左右。

这种简单的需求分析，实际上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为它忽视了出口所引起的一系列生产和服务活动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巨大的出口 导向产业，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服务活动，和对上下游相关产业部门的投资，以及它所形成的就业所带来的巨大的乘数效应。毫不奇怪，在2008年的下半年， 出口增长动力的突然消失（这也造成国内消费下滑）迫使中国政府积极行动来应对经济逆转。

　　2008年1月到11月中国的外贸总额达到2.4万亿美 元，比上年上升20.9%，产生贸易顺差2560亿美元，比上年上升6.9%。中国从进入21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着一定规模的外贸顺差，这主要因为加工贸 易一直都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左右，加工贸易的本质，就是因为它的服务产生附加价值，这一定产生顺差。由于这一因素，和每年都流入中国的巨大的外国直接 投资（2007年为840亿美元，2008年预计将超过900亿美元），组成了中国的双顺差（和中国出口导向增长的双引擎）。顺差的持续增长导致中国外汇 储备的急剧上升，估计在2008年底已达到2.1万亿美元。

　　中国急剧增大的外部顺差实际上加重了过量生产和过分投资的宏观经济的不平衡 性，加强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2008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8.1%，对欧元升值20.3%，对英镑升值32.1%，对日元升值7.6%。从2005 年7月到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前），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上升了21.8%。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也是中国出口增速下滑的一个重要的直 接原因。

　　许多年以来，中国的亚洲周边的经济体和中国之间一直是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这些经济体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向中国出口制造 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推动了自己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又依次对欧盟和美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因此实际上中国是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持有欧美顺差的代 理人。这种贸易模式，揭露了中国在当代全球经济贸易中的中枢地位。预计2009年，由于欧盟和美国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引起的对中国产 品出口的限制措施可能将会进一步加剧。

怎样才能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

　　近些年来，中国在每年的年末都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为下一年的经济政策指出方向。最近开过的2008年的会议的重点就是如何维持2009年的经济增长。最高领导胡锦涛在这一会议上强调要做出最大的努力， 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来保证一个“稳定和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增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成套的财政刺激手 段。其次是创造就业，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促进教育，医疗卫生，和与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有关的社会领域的发展。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时，朱镕基总理也采取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刺激中国经济发展。朱当时的任务，被迫首先要关注如何治理财政赤字，国有企业的冗员和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以及银 行坏账。这一次，由于中国具有良好财政盈余，强大的外部平衡，和现金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温家宝总理显然要轻松得多。因此，在11月9日中国政府能迅速地 大方提出吸引世界眼球的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

　　这一财政刺激方案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1）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房；2）农村地区的 基础设施，如供水和水质保护，农村道路，电网；3）交通基础设施，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4）医疗保健，和教育；5）生态保护，和环境项目；6）技 术创新，研究和开发，产业升级；7）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在未来的两年里，中国将向这些项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占中国2007年GDP总额的15%。中央 政府承担1.18万亿人民币，其余的将由地方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发债券，等各种方式自筹。这一财政刺激方案正在完善成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

　 　毫无疑问，一些大项目，如铁路等都是属于中央的项目。但是，许多其它较小的项目，特别是和社会服务领域相关的项目，都主要取决于地方的积极性和财政能 力。中西部地区的有些地方，政府已经背着沉重的债务，而中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批准地方政府能发债。他们会面临较多的困难。东部沿海的富裕省份有充 足的资金可以做很多事，如教育，医疗保健，公共住房，以及许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城市地铁系统，供水系统，和环境项目。在中央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 公布后，几个富裕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上万亿元的开发项目，全国项目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4万亿人民币。很显然，财政刺激计划的 成功最后的落实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地方政府。

　　历史经验表明，要使凯恩斯类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获得成功，需要一些配套的政策和支持手段。首 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在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份刚宣布把利率大幅度降低103个基点后，再次宣布降低利率23个基点。中国的中央银行连续降 低利率和调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其目的是在经济中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帮助企业界和房地产市场。

　 　在实行了这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两三个月后，政策的预期结果会逐步出现，GDP增速的持续下滑有可能再次转向到上升。从这些政策的力度看， 中国政府是有可能在2009年达到GDP增长8%的目标的，尽管有些方面还要看全球经济的走势。但北京至少已经清楚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如果全球经济继续 恶化，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更多的措施。

　　但是，中国政府也必须谨慎地面对可能出现的失业短期内急剧增加的问题。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 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在短期内将刺激GDP的增长，但是，他们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很可能不是那么有效的。中国从2002年以来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新 创造了1740万个就业岗位，增长和就业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189，也即是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创造3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相反经济增长下降 一个百分点，将减少300万个就业机会。2009年初，经济发展速度的持续下滑，将可能会造成数百万的失业者。

　　预计2009年春节后首 先会面临返城农民工的就业困难问题，然后接踵而来的是春夏之交的是“受教育的失业者”，预计在中国2009年的600万名新的大学毕业生中，会有三分之一 可能找不到工作。中国的领袖们在2009年的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应付可能激化的失业问题。下半年后，随着经济增长的回升，就业和社会的压力将有可能逐步缓 解。世界的关注将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国内的困难转为中国如何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引领世界经济走向新一轮的增长。

　　黄朝翰教授是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学术所长，杨沐博士是东亚所的资深研究员。

【侨报1月8日社论】主导了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的美国财长鲍尔森，对这场尚未见底的金融危 机仍然有自己的看法。行将卸任的他日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放出惊人之语，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巨额储蓄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 因之一。无独有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

　　将这场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归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容易自讨没趣。果不其然，鲍尔森的言论立即遭到中国舆论的 激烈反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题为《谬论改变不了事实》的评论文章，点名炮轰鲍尔森，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而导致美国信贷消 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临下台之际，一向对中国还算“友善”的鲍尔森，明智的选择是对华放低姿态。况且，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在这 场抵御金融危机的战斗中，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能否率先走出危机并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然而，鲍尔森却“逆势而行”，以一个有问题的诊断为2009年开头。 而实际上，面对仍在不断蔓延的危机，误诊的又何止鲍尔森？

　　2007年，金融危机初现苗头；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而刚刚来临的2009年，则被惯称为“后金融危机”年份。这个阶段 混杂着危机深入到各个角落并不断蔓延的痛楚，也存在对未来经济更趋惨淡的忧虑，更有在危机带来的大洗牌中对秩序重建的思考以及各种寻找新的生存机会和商机 的探索……

　　必须看到，出现“高储蓄引发金融危机”的言论，并不全是鲍尔森在为美国的金融监管不善找借口。因为他在论及危机原因时，也谈到了规范缺失和过度消费。在危机依旧的当下，鲍尔森的言论更多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心态。

　　浸染华尔街多年的鲍尔森，同那里所有的投资银行家一样，被深深刻上了自由市场的烙印。尽管这场危机蔓延的速度很快，尽管这次市场彻底失灵了，尽管政府已经出手相救……但鲍尔森和大多美国人一样，面对这场需要承认美国模式失败的危机，心情复杂。

　　但眼下的情况是，美国到了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模式了时候了。例如，金融危机已经促使美国人开始重视储蓄。媒体的报道称，一些经济学家预计美国人平均储蓄率将从目前的不足1%上升到5%到10%。

　　没有人能精确知道“后金融危机”年份要持续多久，但却至少对2009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继续惨淡的判断有着共识。在“后金融危机”年 份的开端以及候任总统奥巴马即将履新的“双重开局”中，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立场来应对这场危机，值得关注。鲍尔森的诊断，是否成为美国新政府制定新政 的出发点，是否会把向中国施压，作为挽救危机的主要手段，人们拭目以待。

　　如果说，鲍尔森、伯南克对危机原因判断，是诊断有误，而将对华施压以求挽救危机，更是开错了药方。我们一再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本病 因，是美国经济模式的弊端。因此，对自身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美国挽救危机的关键。而在国际范围内，对于同样面临信心危机的中美两国，乃至整个发达经济体与 新兴市场国家，更需要携手合作以挽救这场危机。

　　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高储蓄是抗击危机而非导致危机的因素。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正是高储蓄（加上市 场相对封闭）使得中国逃过一劫。目前增加消费、减少出口，确实是中国自身经济转型的要求。但虽然中国的地位提高了，但其经济规模目前还不足以驱动全球经济 的增长，也不能起到独力扭转危机的作用，欧美、日本仍是支撑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未来的世界经济要走出危机，仍需这些庞大、重要的经济体，承担更多责任和 义务，少一些言语，多一些行动。而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从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发，保持经济的增长和推动产业的升级，就会对全球的危机抗衡做出不可替代的贡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