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8）

（新加坡早报社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2009年对中国依然是不同寻常的年份。仅从日历上看，“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法轮功被禁十周年、中共建国六十周年等，或敏感或重 大，都有可能让中国各级政府绷紧政治神经。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不少“逢九之年”似乎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尽管纯属巧合，但中国当前的种种现实难免会使当 政者烦忧倍增。

　　比上述敏感日期更为紧要的是，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不仅有可能使原有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 且势必会引发其他新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遇到过几次大范围的社会动荡，最初的诱因都与经济有关。而对这类经历，中南海现任领导人当然是记忆犹 新，所以在这个敏感之年，他们首先想到和要做到的，毫无疑问就是确保社会的稳定。

　　自邓小平以来，如何确保社会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求得 经济发展，这一直是几代领导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大心病。说到底，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关键要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以中 国目前的现状看，官民关系的不顺，其实是最具破坏性的隐患。在这么大的国家，而且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内部和官民之间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其实一点都 不奇怪，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是堵塞还是疏导？是压制还是化解？

　　顾名思义，所谓“抗争”就是由下对上的不满。以中国基层民众大多已 习惯于明哲保身的情形看，除非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否则他们是不大可能“犯上作乱”的。当然，也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当权者，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过去 某些孤立的民事纠纷，最后竟然演变成官民对抗和警民冲突的事件，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地政府处理不当，民情不能疏导，民怨不能发泄，他们的合理诉求也 不能得到重视。

　　这里面有高高在上的为官心态，有管理素质的缺陷，还有一成不变的处理方式等原因。但最重要的一条，在于某些官员全然忘记 了自己的根本职责。至于胡锦涛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更没有真正变成他们的为官准则。官员和民众互不信任，甚至相互防范和对立， 这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所以，要确保中国社会稳定，当政者本身就必须首先要处理好自己与民众的关系。

　　在这个敏感之年，除了要更 多顾及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之外，中国最高执政者还要面对其他人群的各种敏感诉求，包括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及开放言论自由等等。尽管这些政治诉求与迫在眉睫的 现实问题存在着较大距离，但如何妥当应对和处理，不至于使之节外生枝，不至于引发更大的麻烦，这显然需要中国政府的慎重考虑和决策。

　　中 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显然是要恢复和保持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没有经济的增长，社会稳定就会失去基础，其他各项改革就不可能有序地 进行。但要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又必须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听取各种正当合理的意见，让各个阶层的声音都有表达的空间，这样才能使各种社会关系趋 于平顺融洽。

　　中国在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国家，其稳定和发展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也汲取了一些教训，因此我们相信它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自信而稳妥地面对各种困难，顺利而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2009-01-08）

　　华国锋在文革之后执政，并大审“四人帮”，算是在改革之前的过渡时期稳定了局面。但是他本身并未进一步开创，因为他领导的正当性来自毛泽东的授权，所以他在改革启动之初，揭举的立场是“两个凡是”，后来还尝试了所谓“洋跃进”，终于因为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而淡出政坛。

　　台湾在陈水扁统治之下经历的，不外乎也是一次对中华文化的革命。如今马英九上台，逆转了去中国化的政策，无巧不成书，也大审陈水扁及其手下各个首长，他们与“四人帮”一样都是滥用国家机器，以权谋私。

马英九也有“两个凡是”

　　不过，马英九不能完全摆脱台湾或台独的文革系谱，因为他的执政之路上，曾经接受李登辉的加持，矢志成为“新台湾人”，而李登辉就是开启台湾去中国化道路的始祖。

　　马英九也有类似“两个凡是”之类的立场，凡是对台湾主体意识选票有利的，都应该推动；凡是有害台湾主体意识选票的，都应该避免。

　　所以他在意识形态上，拒绝与陈水扁或李登辉划清界线，他与前人的差别在于
。不过他的能力并没有受到外界的肯定，而是他的清廉得到了多数人的信任。

　　正因为执政快要一年仍缺乏具体政绩，因此马英九必须诉诸某种他对台湾主体意识的执着作为号召。

　　在意识形态上保守，在行动上求变革，其结果就是改革缺乏充分的正当性。这是为什么当张铭清与陈云林相继来台时，台湾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

　　事后，执政党检讨是宣传不够，以至于邀请陈云林来台到底要达成什么重要的目的，社会大众基本不了解，因此也就不能表达强而有力的支持。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在其中颇受责难。

然而，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前提是维持台湾主体性，反对统一，不讲台独。为了取信于台独，还不计风险，不顾舆论，特别任命了一位与台独宿有渊源的主任委员，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新政府不会做出伤害台湾的决策。

　　当这些基本的角色与方向都定了之后，试问谁有能力解释陈云林来台的目的呢？既定的意识形态与主管人事本来就是要用来证明两岸交流不会影响台湾的主体性，则对于陈云林来台的事，最符合政策的做法就是三缄其口。

是否步华国锋后尘？

　　华国锋在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口号中接班，如何可能推动现代化而不影响凡是毛泽东的路线或指示都遵行的立场？

　　“两个凡是”的大框框，让改革的政策不能下放到基层，必须仰赖既有的国有体制。则大投资的“洋跃进”便成为合理的选择，因此仍然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于既有体制的瓶颈。

　　马英九以开放两岸作为改革的重大政策，但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建立两岸交流的正当性，则两岸交流只能被视为是投机性的、机会主义的。

　　如此在遭遇台独反噬的时候，两岸交流也可以因为机会主义的原因而逆转。两岸交流带来的便利与好处，不会是对台独的有效或充分制约，因为机会主义缺乏道德性，人们难以启齿，也因此容易被政治正确性的意识形态语言所囚困。

　　马英九是否会步上华国锋的后尘，即他将因为回避在意识形态上寻求解放，而终将在政坛上无疾而终？

　　这要看后来的政局发展是继续往两岸大通的方向，因此需要取得道德正当性，还是往两岸停滞的方向，则马英九奠定的交流基础反而将会成为后人批判颠覆的对象。

　　不论是要避免逆转，或是赋予正当性，马英九都需要思考学习邓小平所扮演的角色，不能只停留在华国锋的身影中。

（2009-01-08）

● 陈冰

　　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会上发表六点政策方针，显示了大陆对两岸问题拥有更大的自信和积极态度，意味着 两岸和平正在经济和文化交流基础上逐步踏入政治、外交、军事等敏感领域，更昭示着两岸的“梯级和平”方式将成为全球新范式，为解决地区冲突提供新思维。

　　世界范围内的地区冲突各有特色，有的是主权归属问题，如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有的是国内民族冲突，如车臣事件、科索沃冲突；还有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台海问题性质虽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但所呈现的梯级和平策略，却给世界解决地区冲突和矛盾有诸多启示。

阶梯状的和平之路

　 　尽管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但1949年后长时间的隔绝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国家的干预，加上两岸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两岸 和解与和平的复杂程度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低。但在两岸尤其是大陆的努力下，和解与和平的光亮越来越大，分裂和台独的阴影越来越缩小。

　　处 理两岸关系时，中国人显现出的智慧表现在和平沿梯级逐层上升上。30年前，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主动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新政策，停止对金门等 岛屿的炮轰，提出两岸尽快通航通邮，探亲旅游，发展贸易。承认“两制”而谋求和平，两岸紧张气氛便和缓下来，大陆开始全面受理寄往台湾的信函业务，两岸邮 路恢复，和平进程踏上第一个阶梯。

　　1987年，在台湾退伍军人的多次呼吁下，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大批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结束了长期隔绝的历史。次年，台湾有条件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奔丧，民间互通和了解开始起步，和平心愿在民间酝酿、发酵。

　　随着民间的往来，两岸都看到了商机。大陆国务院批准设立台商投资区，开放台湾服务业赴大陆投资，台湾也开放大陆工业成品入岛。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次年举行首次“汪辜会谈”，和平进程又上一个台阶。

　　经济上的交织，往往会抵销敌意，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李登辉、陈水扁为了个人的政治企图，开始进行“去中国化”运动，大肆倡导台独，也没能阻隔两岸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深度交流。

　　直到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晤，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胡锦涛和连战的会面，拨开了笼罩在两岸上空的政治阴云。2008年3月，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台独势力被选票打压，两岸随后迈出了“大三通”的历史性步伐，和平也因此迈上更高的阶梯。

真经在于“不同而合”

　　海峡两岸也有风云突变的时候，甚至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但中国文化中的“不同而合”最终让两岸没有发生擦枪走火。换句话说，两岸和平虽有曲折却在以阶梯状迈进，同样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力量，因而给世界具有示范意义。

　 　耐心等待和解，是两岸多数人的存乎于心的愿望，千年传承的统一信念流淌在中国人的血管中。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大陆有“解放台湾”之愿，台湾也有 “反攻大陆”之心，但两岸终究没有展开空袭、发射导弹、发动战争，说到底是力量不对称和国家统一情结双重作用的结果。即便是1996年台海危机，大陆导弹 的指向也不是台湾人民，而是台岛内的分裂势力和外国干预者，经济发展方面的“台湾经验”照常在大陆宣讲。“三通”从提出到实现，花了整整30年时间，可见 耐心足够。

　　两岸和平能够沿阶梯状上升，至关重要的是两岸首先知道彼此的“不同”，而后在能够达成合作的方面使劲，讲究水到渠成。承认 “两制”，然后致力于“一国”；知道两岸在价值观上有所不同，那就在在经济发展这一共同点上先行沟通，实现“三通”；等“三通”实现后，再讨论政治互信、 外交空间、军事安全机制。而在其他地区的冲突中，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分歧，把解决分歧作为当务之急。在分歧解决不了的时候，专攻对方软肋，常常会动用武力， 包括战争和恐怖行动，而使用武力却带来更多的分歧、更深的创伤、更大的敌意。

“三步走”统一战略

　　尽管两岸和平进程显示出令人乐观的气象，但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从胡锦涛主席的六项主张看，大陆力图把两岸关系推向第二步，一个“三步走”的统一战略正隐约出现。

　 　“三步走”的战略大致是这样构想的：第一步是实现两岸间的经济交流和互惠，通畅两岸民间往来，铺厚和平的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第二步是两岸在统一的过渡 时期进行全方位谈判与协商，在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等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互信，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引导民众把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从“两岸互惠互利”提升到“亚 太地区大国”或“世界强国”的高度；第三步则是实现国家统一，无论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还是创新出更符合实情的策略。

　　“胡六 点”宣示了大陆决心把国家统一推向第二步的主张和策略，首次提出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和平协议、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提供 一定的空间、准备与民进党进行对话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思维和勇气，如同台湾当局和岛内媒体所认为的，这将为增进两岸相互了解与合作开创新契机，为两岸建 立更牢固的和平基础创造新格局。

　　这个过程依然漫长，但如果按照“三步走”的统一战略走下去，两岸会随着各自的进步逐渐弥合分歧，尤其是大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得到世界认同后，两岸最终会实现和平统一，并且为世界解决地区冲突与矛盾提供新的范式，“不同而合”也将成为和平新思维而载入世界文明史。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2009-01-08）

● 白振华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从早报网站阅读到，章子怡上周到加勒比海群岛度假，并在沙滩上和未婚夫享受日光浴的照片曝光后，被中国数万网民严厉批评一事，刚 巧那段时间我和家人也在加勒比海群島度假。过去几年，我们曾到过加勒比海群岛度假三次，那里有不少美丽沙滩，享受日光浴的人群很多，有些甚至赤身裸体，一 絲不挂，对长期生活在传统文化家庭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到一些“不自在”。

　　正如我常说的这是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开放文化的差异，対生 活在东方传统社会的中国和新加坡的人来说，亲睹这种情景常会认为不可理喻，但对生活在西方开放社会的洋人，那是我们“见怪”，但他们“不怪”的事。在那 里，事实上有不少特殊的沙滩是真正的天体会，男男女女和老老少少都是全裸在享受日光浴，他们态度坦然，旁若无人，你想拍照，他们也让你拍个夠。

不能用传统眼光衡量别人

　 　如果传统的中国人也到这些特殊沙滩一看，密密麻麻都是全裸的人，那么章子怡的日光浴照片和比基尼穿著就显得保守了。但我发觉在这些沙滩戏水的中国移民， 也和我们一样“见怪不怪了” ，或许他们移民到美国后，渐渐的习以为常，并融入了西方的开放社会。他们已经不会用传统中国人眼光去看加勒比海群島的沙滩日光浴或天体会了。

　 　我和太太在半退休后，环游世界的最大收获就是在了解和学习尊重别人的社会和地方习俗，以及深入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我们原有传统文化的异同。我们年轻 时，也和中国许多网民一样保守。甚至在新加坡电影院偶尔看到露两点的影片时，就大惊小怪，认为有伤风化，也一直向政府有关当局公开提出批评。后来阅历多 了，也就不再用自己传统的文化角度和思维去看待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和不同习俗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至于“入乡隨俗”，学人家在沙滩拍裸照，但至少我们开始学 会尊重他人的地方习俗，不论这种习俗是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可以接受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了解一个真正的世界，就不能抱着封闭的心态，以 自己的宗教文化和传统视角去衡量别人的习俗、文化、社会、宗教，若能做到这点，社会就和谐了，世界也就太平了。比如洋人喜欢西方古典交响乐和搖滚乐，中国 人则喜欢京剧和华乐；老一辈的华人喜欢文艺歌曲，年轻人却喜欢流行音乐；华人喜欢熟吃，日本人喜欢生吃；华人喜欢吃煑过的蔬菜，洋人喜欢吃生菜，道理是一 样的。

一个“包容的智慧”时代

全球化已经让我们开始走进一个“包容的智慧”时代，隨着航空科技的突飞猛进，手机、互联网的出现，世界开始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如果你借用 高科技，一下子就能让自己进入“全球化”，也能一下子就让自己进入加勒比海群島的天体会沙滩。当然，全球化不会因为你、我、他的不喜欢而停顿下来，也不会 因为人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观的不同而缓慢下来。

　　许多不同国家的社会经历和经验教导我们，不一定要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经验，才能学习和了解不同的经 历和经验。只要我们能多了解他人的故事，尊重他人的行为、为他人在当时的处境着想，就可以避免使自己的心灵，受到民族思想、民族感情和原有价值观的冲击， 那心理上也就好受多了。中国人也没有必要为了章子怡的日光浴照片或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事件，有着这么强烈的民族情绪了。

　　巩俐和章子怡为了走进国际舞台，也将走向他们自己全球化的“多元国籍”，这并不表示她们不爱中国或新加坡，因为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变小了，也把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它也已经比我早期提议的“双重国籍”思维更加进步了。

　　作者是新加坡前国会议员

（2009-01-08）

● 叶蕴(新加坡）

　　无论是中国、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80后一代的政治观念渐成关注的热点。这一代年轻人，似乎普遍对政治冷漠，令政府对于培养未来政治人才颇费脑筋。

　 　在中国，80后甚为特殊，其中城市居民的子女，是“一孩”政策下的第一代。中国80后有“小皇帝”、“月光族”、“啃老族”之称——他们自小处于进步神 速的经济环境，是家庭财富的唯一继承人，消费随意而不善储蓄。他们享有唾手可得的家庭宠爱，同龄人之间竞争激烈，因此造成复杂性格：幼稚而早熟，善良却多 疑，极度自我又渴望社交。

政治无知下的现实主义

　　相比起父辈，80后幸运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训练。同时，受惠于互联网普及和 出国机会的日增，他们价值观的多元和思想的开放，让上数代人望尘莫及，与“自由世界”里的同龄人亦鲜有隔阂。但是，西方却发现，曾经期盼在中国第五代身上 发生的“和平演变”，似乎还未生效。中国的80后尽管独立、自我，却对自由、民主、选举权等兴趣寡然。无怪乎，《时代》杂志Simon Elegant 在描写中国80后的文章“China's Me Generation”里，以一点无奈的语气结束全文，“China's future will be defined by whether they realize that democracy can help China.”(他们能否意识到民主能帮助中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潜台词里，中国80后是没有政治意识的一代，的确如此。同60 后、70后相比，他们的成长风平浪静。出生在80年代，却因为年纪尚小，与那个年代的民主运动、文化复兴毫无关系。跨入小学校门，天安门事件发生；随之而 来，初级政治启蒙由“四项基本原则”紧紧控制，高等教育则把“马列”“毛论”列为必修课和研究生入学门槛。80后对近在咫尺的历史一无所知。所谓“禁 忌”，只是大学内部网络疯狂流传的猎奇物，而非有切身之痛的记忆。不过，这种刻意塑造的忘却，从某种意义上，并非坏事。

　　政治紧缩只是一 种深藏不露的表面现象。80后其实懵懂的认同，似是而非的政治教育并非一种强制接受的价值观，也非一种严肃的学术训练，而是入学踏板石，甚至是记忆力测 试。因此，“政治”更像是一次性用品，即用即弃。这也可看作，“工具化”的政治教育，客观造成了一种“政治自由”。

　　我们可以把中国80 后自以为拥有的“自由”看作一种“无知”。虽然横向比较而言，中国的“自由度”并非完满，但是80后一代身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不满倾向。在允许的范围 内，他们有对意识形态不予理睬的自由，他们把这种自由，延伸为互联网和短信中的娱乐势力、草根言论，享受虚幻的色彩斑斓、智慧泛滥。

　　因 此，中国80后的精神层面呈现出一种非常现实主义、世故虚无的倾向。在80后身上，看不到“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不相信”的怨愤沉重，也没有“黑夜给了我 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的单纯希冀。根本而言，他们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规避了政治中阴暗血腥的一面。这可能是西方迟迟不能看到中国80 后有“民主”“自由”诉求的原因。

出身世界顶尖大学的精英　

中国现今社会的多元化释放了不少政治紧缩的压力。80后有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一部分精英更倾向进入庞大的体制外市场，享受高薪，是典型的政治冷感动物。 因为自我成就动机较强，而现今中国的行政体系，专业声誉不佳，官僚做派积重难返，对他们吸引力有限。况且，尚未踏足政治金字塔顶端的80后，也不可能分享 灰色地带的利益。

　　但是，这种现实中的精英分流，并不代表中国缺乏未来的从政人才。从大学，甚至是中学，80后中政治人才的权力意识和权术技巧， 已经在共青团、学生会有所训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并未泯灭，分流事实上是筛选出了更具权力意识天赋的一群。他们天然是现实主义者，更能看透的是政治背 后的利益，也对政治的虚伪与肮脏相当麻木。选择进入权力核心，已经是一种超常自觉，而非强制或蒙骗，与价值观无关，反与实然的政治环境颇为吻合。而这些年 轻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却往往不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中。

　　而这仅仅是中共政治精英选拔的内部渠道。在影响力甚大的高干子女群体，已经出现一群 拥有世界顶尖大学学历的世袭精英，他们多数研读法律、政治、经济。这些拥有世界精英身份，又更加接近中国政治上层的80后，二三十年后，能否诞生出哈佛大 学出身的国家主席？如果有，西方世界对于“和平演变”中国，是否信心倍增？

　　可以说，现今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各种80后精英，还在人生阶梯 的初级阶段，仍处于相互流动的可能之中。这或许能对未来，中国政治体系吸收各类社会人才，摆脱纯粹的内部提升打下基础。但是，他们普遍的现实主义色彩，能 规避中国当今政治体系中的“精英淘汰”恶循环吗？他们那没有价值观指引的现实主义，与现实中的利益集团结合，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他们自小熟稔意识形态的 虚无性，又有多少动力，继续坚持现状？

　　整体而言，中国80后一直未遭遇重大的社会挫折，微观而言，他们更加是享受太多宠爱的一代。而 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将会带给他们第一次观念的冲击－－失业，将不是个别背运事件，而是群体危机。在未来，当家庭继承财产的单向效应递减，当赡养老 人的压力陡增，当现在不善储蓄的他们，发现脆弱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将无法保障他们的生活，当他们自以为的高薪并不能让他们承担天价的房屋－－那他们将不再 只是社会事件的看客。

　　到那个时候，现今仅因为性格与天赋特质而分野的精英，将立足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他们的力量对比，可会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表象下的政治无知，与实然存在的权力意识，还有依然虚无的价值系统，将会带给中国，一个如何的未来?　　

　　作者从事文艺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