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中国安全的最大隐患

● 陈有为（华盛顿） 2006-10-23

　　朝鲜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核试验一事，不但表明金正日政权是危害世界和平的一股祸水，也捅破了中朝关系的假象：长期接受中国大量援助和保护的朝鲜，从来也没有把中国的安危和国家利益放在眼里，而所谓北京具有对平壤施加压力的最大本钱之说，已被事实所否定。

　　中国对朝鲜这个所谓“兄弟邻邦”可谓仁至义尽。当年金日成挑起朝鲜战争遭到惨败，是中国出兵跟美国血战一场收拾残局救了朝鲜，使韩战很快便结束。几十年来，中国对平壤提供数不尽的物资与财政援助，支撑了朝鲜国计民生与金氏政权的统治。朝鲜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00亿美元，中国每年提供给它的物资便值17亿美元。

　　尽管中国上下对朝鲜的政策和金氏政权所作所为反感之至，但是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特意陪同金正日走访中国南方，希望他从中国发展的榜样中吸取经验，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扭转朝鲜穷兵黩武、民不聊生和国际孤立的畸形现状。　　

中国的安全环境未得到保证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金正日看来，向中国予取予求是应该的。不管朝鲜要什么中国都得给，不管它干什么中国都得支持，否则就是亏待它。当朝鲜要强行推行核计划时，中国只能支持不能反对，只能考虑朝鲜的利益而置自身利益于不顾。正是出于这种极端狭隘与自私的心态，当北京一再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反对朝鲜推行核计划时，金正日才毫无顾忌的把早就藏在心里的强烈不满发泄出来，指责“中国不可靠”。

　　难道中朝之间保持这种关系是必要和合理的吗？难道中国必须为朝鲜和金正日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吗？难道有了中国的支持，金正日非人道、非理性的独裁专制统治就能维持不倒吗？在朝鲜核爆炸之后，难道还不应该对中朝关系作出新的评估吗？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综合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但是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大的保证。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日本正在咄咄逼人地力图重振大国地位，美日双方都把中国崛起看作对它们的重大威胁。它们目前正同中国合作，但却不排除将来与中国敌对的可能。因此，中国必须对未来的局势演变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但是大国之间的关系既受到利益制衡，也受到国际关系准则和大国责任的制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即使在冷战中长期对抗，它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不能在相互关系中任意胡来，更不能随意动用核武。

　　而小国则不然，尤其是像朝鲜这样的小国更是危险。金氏父子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朝鲜掌握核武，名义上是要了对付美国，而实际上是要靠加强军事实力来维持独裁专制统治。朝鲜没有核武时已经如此嚣张狂妄，动不动就扬言要把韩国首都首尔变成火海，要跟美国较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说：“ 跟朝鲜打过交道的人，都感到他们是极不稳定、难以交往和不可信任的人”。朝鲜一旦真的有了核武，那就更无法无天，必然会把核武当作讹诈的手段，对谁不满就会指向谁，甚至恩将仇报，把今天的朋友变成明天的敌人。

　　如果说过去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在朝鲜核试验之后，人们就再也不能不认为，金正日统治下的朝鲜，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隐患。

　　首先，朝鲜一旦拥有核武，韩国与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和防止朝鲜将来可能袭击，一定也会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尽管日韩两国领导人目前不这么说，但是仍不能排除他们将来会这么做。一旦如此，中国领土的四面八方就会被俄、日、印、巴与南北韩七个核子国家所包围，不管是其中任何一家使用核武器，都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第二，朝鲜财力有限科技落后，搞核武缺乏先进设备与成熟的科技人员，很难保证不在技术和管理上发生像前苏联切尔诺比尔核电厂那样的灾难事故。到时首当其冲受到核污染、造成生命财产不可弥补损失的国家，就是中国与韩国。中国振兴东北工业的宏大计划正要起步，碰到金正日这么一个灾星，将来遗患无穷。

金正日希望同美国做交易

　　第三，无论是为了对付美国或者赚取外汇，朝鲜一定会搞核武器微型化，以便向分布世界各地的恐怖势力出售。它如要利用日韩俄三国的港口和机场，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而人口多、社会乱、检查松、对外交通窗口又多不胜数的中国，则有许多破绽可乘。如果核武在运输过程中失事，核爆炸就会发生在中国境内。

第四，朝鲜穷兵黩武民生凋敝，国内危机严重。尽管金正日的军事统治目前尚能控制局势，但是亚洲国家的家族统治从未超过三代，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因权力继承矛盾发生内乱，朝鲜的大批难民就会向三八线南或鸭绿江北冲击。中国即使出动几十万军队，也挡不住蜂拥而来的的难民潮。到时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繁荣景象，将完全消失，沦为饥民遍地、盗匪横行的不治世界，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五，更危险的是， 金正日反美的真正目的是要跟美国做一笔大交易：如果美国能给他安全保证和好处，抬举他的地位，他可以放弃制造核武计划。金正日最想得到的是达成朝美互不侵犯条约，并且在物质上大捞一把。有了这个政治与经济资本，他就不必再求东方而可转向西方，借推行对外改革开放来稳固他的家族统治。正如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敦球所说：“朝鲜所追求的是从政治与军事强国向经济大国发展”，为此而力求以发展核武来逼美国改善关系。到了那时，东亚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与脸谱，又将是另一番景象，而朝鲜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就不言而喻了。总而言之，面对这股不测的祸水，中国必须以火眼金睛来观察事态变化，及早预谋对策，做好万全准备。甚至应该像美日双方那样制定各种预案，以应付谁都说不上会在何时汹涌而来、席卷整个东亚的一场大洪水。

·作者为美国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中国基层的人大代表包括城市的区和农村的县乡实行直接选举，也就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地方政府。

　　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底，是中国县乡人大统一换届的时期。目前，这个选举活动已经展开。按照选举的法律规定，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可以由政党提出，也可以由选民10人联名产生。在多年的基层选举中，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由政府控制，因此，这个选举没有民主可言。

　　2003年，在深圳、湖北潜江和枝江以及北京市，大概有近百名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他们由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产生。虽然从最终选举的结果来看，当选的代表寥寥无几，但毕竟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开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使得老百姓的声音能够真正的在政府层面得到回应。当时的选举活动表明，中国的民主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中国老百姓参政的呼声日益提高，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也有很大的提高，因此，对于今明两年基层人大换届选举，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表明了要积极进行参加。

　　据了解，除了2003年上述三地以外，今明两年上海、湖北、山东、湖南、河北、四川、重庆、河南、江苏和安徽等地的农村和城市地区都有许多老百姓表明参选的意愿。目前正在进行的深圳、武汉、北京、湖北潜江等地的独立候选人比2003年增加了许多，光北京一地就会达百人左右。这些选民的积极参与表明广大的老百姓试图通过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监督政府的行为，制止地方的腐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来说极为有利的机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推动中国民主的发展，推动民权的发展，推动政府的改革，本来是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应该感到高兴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机会，可以在许多地方缓解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推动政府的改革。这是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也是中国和谐发展的天赐良机。

　　但是，从实际正在进行的一些地方选举来看，例如最早要投票的武汉和深圳地区的选举过程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老百姓选举热情遭打压

　　在这两个地区，深圳是2003年自荐候选人最初产生的地方，本应有良好的基础，应该在自荐候选人的数量和选举程序两方面都有所改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在对2003年参选人和当选代表进行了一些“处理”之后，特别是在去年居委会选举中，限制居民参选，造成政治冷漠，因此，今年深圳参选人数大大下降，而且在选举的程序上比2003年还目无法纪。今年深圳出现的是万马齐喑的局面。　2003年武汉没有出现自荐候选人的参选，今年已经有大约20名居民参选，包括大学教授、律师、维权人士、农民、业主等，这是武汉地区公民意识觉醒的一个体现。但是在选举的过程中，这些参选的人士也同样遭到选举程序上的有意操控，使得许多选民没有成为候选人，而已经成为初步候选人的一些人也面临着难以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局面，这对武汉地区的基层民主发展有着负面的影响。

　　从上述两个地区来看，本来预计的中国基层老百姓通过选举人大代表的机会推动民主发展的热热烈烈的局面并没有产生，相反的却是老百姓的民主热情遭到了地方上官方的打压和限制。

　　这种打压和限制包括几个方面：

　　一、所有的媒体都不准报道有关独立候选人参选的情况；二、有意制造选举程序上的障碍，或者通过操纵选举程序将自荐候选人的选举阻止住，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以不顾及法律的有关规定而随意进行。

　　这种阻止自荐候选人参选的做法，可能已经成了既定政策，这和有关方面不断在口头上重申扩大基层民主、鼓励公民参与的承诺是背道而驰的。

　　从到目前为止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情况来看，今明两年换届选举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老百姓参与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有什么不好？何必害怕？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利益化和黑化的过程中，只有用老百姓参与的方式才有可能打破这个恶性发展的局面。

　　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对于中国民主发展和政治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国家的总体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的许多利益则有可能受到损伤。但是如果阻止老百姓对于地方政治的参与，就有可能使得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更大损害，并使得中国的政治走向不稳定。

　　毫无疑问，民主是推动中国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途径，但是必须是真正的、公平的民主。而真正的公平的民主体现在一个广泛参与的、公正的、自由的选举上。

　　·作者是中国民间研究机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长期研究农村自治和基层选举

（中国）和讯网 　(2006-10-22)

【作者：张平】

　　由于朝鲜核试验，在韩、日的投资资金转移到中国的可能性变得很大；如果发生二次核试，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如果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

　　曾在俄罗斯做过“倒爷”的金成武先生，最近几年通过向朝鲜出口电器赚来了“第二桶金”，而且已经开始在朝鲜进行直接投资。“在朝鲜做生意风险比在俄国还大，但利润也更大”。

　　天性爱冒险的金先生现在却正在考虑撤出在朝鲜的项目。因为朝核事态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的风险承受能力，至少是超过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随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各国的制裁措施已经逐渐被提上具体日程，投资者的这种恐慌已经在东北亚各国扩散。

　　中朝经贸未完全冻结

　　恐慌不仅来自心理，更来自政策。

　　金成武先生向《财经时报》证实，中国的银行已经停止对朝鲜的汇款业务。他抱怨，不能进行资金来往，就等于不能进行任何交易。

　　丹东市建设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这次中断对朝的业务并非‘上边’的指示，而是因为担心加大对银行的国际信用负担，所以中断了对朝的汇款业务。”

　　一个尚未实施也未被证实的消息是，朝鲜在中国设立的办事机构的账户有可能成为被“冻结”的对象。

　　但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并没有被完全“冻结”。

　　“我们这里的恐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珲春的东林公司的新闻发言人魏格在电话里告诉《财经时报》。东林公司是“中朝路港区”项目的主要执行单位，而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地点离珲春市只有200多公里。

　　魏格表示，因为目前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中朝路港区”项目还没有停工。由于中方在项目中主要是实物投资，因此也没有受到银行停止汇款的影响。但下一步该怎么办，公司需要“观望”事态的发展后才能做决定。

　　珲春市的旅游项目同样没有被“冻结”，尽管丹东地区的对朝旅游项目已全面停止。据了解，关闭丹东的过境旅游是因为有关部门不希望国内公民在这个时候去平壤旅游，而珲春的旅游项目仅限于对朝鲜罗津地区的旅游。因此，“很多丹东的旅游‘名额’都到了珲春。”

　　韩日资本流向中国

　　除了对朝核事件最敏感的中朝经贸，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詹小洪认为，“东北亚各国的国内经济也都将受到影响，尤其是资本市场。”

　　詹小洪向《财经时报》指出，朝鲜核试验目前对周边各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如果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核恐慌”就将会在东北亚进一步扩散，该地区的资本市场有可能遭受无法估量的冲击。

　　耐人寻味的是，韩、日的业内人士都普遍认为， “核恐慌”将使韩日资本加速流向到中国。

　　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例子是，10月9日，也就是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那天，中国股市升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值。而在国内和香港上市的中国各家银行的股票在此期间的表现都很优异。

　　韩日媒体认为，这很可能与朝鲜核试验有关。他们的逻辑是，由于朝鲜核试验，目前在韩国和日本的投资资金转移到中国的可能性变得很大。如果发生第二次核试验，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如果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可能性就将成为现实。

　　据《财经时报》了解，韩国股市中有45%的资金是外国资本，但在朝鲜核试之前，韩国就已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的现象，今年上半年从韩国流出的资本净额已经达到了29亿美元。有韩国机构预测，一旦韩国和外国资本都因朝核危机而加速撤出，韩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链接

　　中国官方统计，2001年至2005年间，中朝双边贸易额年增长速度超过15%，进出口总额在去年首次突15亿美元(中方出口额为10.8亿美元，进口额为5亿美元)。

　　2005年，中国企业对朝投资13项，共计5369万美元。而在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朝投资就达到了14项，5874万美元。中国企业累计对朝的投资更是达到了44项，12722万美元。

　　来源:财经时报

（中国）和讯网 　(2006-10-22)

【作者：袁晓明】

　　据最近媒体报道，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06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在排名中，中国排在第54位，印度排在第43位，中国比印度落后了11位，美国的名次也有所下降，小国瑞士荣升第1位，丹麦、新加坡分别名列第2、3位。

　　对于这样的竞争力排名，尤其是印度比中国靠前11位，立即受到中国媒体高度的重视，网友也很在意，有人为中国打抱不平，认为印度根本比不上中国等等，媒体也发表了解读文章，分析美国的下滑、瑞士的上升等现象。其实，中国的第54位与印度的第43位，依然是在同一经济实力的档次，都有提高竞争力的机会和潜力，又都面临很大的障碍。

　　对于中国和印度，其中一个共同的障碍就是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但两个国家表现出的现象却不一样，最近美国IBM的两个大动作就是最好的说明。上个月，IBM在印度又新开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软件开发中心，加上已有的开发人员，IBM在印度一共有4.3万开发人员。同样在近日，IBM全球采购中心一举迁移到中国深圳，IBM的首席采购长官JohnPaterson亲自迁居到深圳。由于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是全球的制造中心，许多美国跨国公司都在亚洲设立了庞大的采购机构，但IBM这样的首席采购长官带领全球采购中心搬到中国还属首例。IBM每年在采购上花销400亿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一用在亚洲的3000个供应商身上，全球采购中心迁移到中国深圳表明IBM在今后定会加大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采购。在IBM这样的战略行动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采取相应的战略，跨国公司如此的战略无非是要让中国和印度长期分别做硬件和软件的廉价供应基地，因为中国和印度有最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

　　西方有句谚语：“祝福与诅咒可以同出一处。”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为本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就是一种极大的祝福，但这种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越来越变成一种“诅咒”，这种“诅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阻碍企业创新；二是普通劳动大众不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增加财富。同样的道理，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中东的石油国家来说，石油资源对他们是一种“诅咒”，由于可以卖石油，大多中东国家不需要有高效的经济体制，不需要去努力创新，他们就躺在石油上坐吃山空。为了摆脱石油给予的“诅咒”，石油国家必须用石油换来的财富去转型发展经济。

　　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一直保持低廉，企业经营和资本市场都更愿意倾向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创新自然不能列为重点，廉价劳动力更使劳动大众收入得不到相应的增长，不仅继续加大贫富两极分化，还严重影响到内需对经济的推动，以至于国家外汇储备虽然名列世界前茅，但国民的收入仍然属于穷国的水平。

　　而印度人力资源的优势主要在软件方面，也许这是印度比中国竞争力排名靠前一点的原因之一，但软件方面的劳动力优势只局限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印度人，因而印度绝大多数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仍处于比普通中国人更贫困的局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印度的贫富悬殊比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

　　要破廉价劳动力的“诅咒”，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中印两国都需要解决的是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在社会中平等的观念，印度虽然是民主的国家，但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印度人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人的姓氏就决定了人的等级，而中国也有城乡的区别，户口制度带来的区别以及行业造成的不平等。由于劳动者本身不拥有平等的竞争能力，因此雇佣他们的企业也就陷在劳动力低成本里面，从而企业难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完全靠政府管制，资方一边也并非会一厢情愿地去提高劳动力成本，最重要的是让劳动者获得应该有的权利去争取应该有的价值。

　　因此，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实力当今应该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将来谁能领先，更应该是看谁能在社会环境上先有突破，看谁更能给劳动者提供公平的社会环境，给企业施加竞争的压力，最终突破廉价劳动力带来的“诅咒”。

　　来源:东方早报

(北京综合讯)日前，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十届十五次常委会通过人事任免决定，撤销张荣坤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撤销张荣坤的决定称，张荣坤涉嫌欺诈发行企业债券罪，于2006年7月18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29条规定，撤销张荣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

涉及陈良宇下台案件

　　张荣坤是上海福禧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他早在7月底就被有关部门带走，出事的原因据称与福禧投资收购沪杭高速的部分资金来源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一笔（人民币，下同）32亿元（6亿4000万新元）“贷款”有关，也就是涉及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台的案件。

　　2005年以49亿元财产总值名列第16位的张荣坤年仅38岁。截至2005年6月，也就是在短短的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他创立的福禧投资从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总资产达136亿2200万元、净资产高达53亿1300万元的财富增值神话。

　　张荣坤堪称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公路大王”。2002年3月26日，刚注册不久的福禧投资以3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上海城投持有的上海路桥99.35%的股权，从而取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经营权；2003年张荣坤又花50亿元获得嘉金高速公路25年的收费经营权；2004年福禧投资又出5亿8800万元，收购了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20%的股权，获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的收费经营权。

做事低调诡秘

　　张荣坤做事低调诡秘。2002年，没有任何经营记录的福禧投资，“大手笔”收购上海路桥发展公司股权的举动，因而引起多方的瞩目，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张荣坤这个从天而降的富豪是如何发家致富的。

　　直到上海社保基金案发，人们才知道，张荣坤的100多亿的资产中，30%左右来自上海市的社保基金，60%左右来自银行的贷款，10%左右则来自对于上海电气的重组投资。

　　据报道，由于涉足50亿元巨额投资的嘉金高速公路，福禧只得大举借债。2006年中期的长、短期借款分别高达47亿3000万元和17亿8400万元，而为了获得贷款，福禧不得不大幅增加它的净资产，此中疑点开始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也最终导致了张荣坤被有关部门调查。张荣坤出生于1968，籍贯是江苏苏州。张荣坤的邻居透露，他有一个妹妹及一个弟弟，自小家境贫寒，母亲日常贩些水产鸡鸭，父亲做些小本生意，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拉过黄包车。

结识一个重要人物

　　张荣坤高中毕业之后，曾担任报关员。在海关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耿永祥。

　　公开资料显示，耿永祥于1991年出任苏州海关关长，3年后又一手建成了吴县海关和海关总署外事培训中心、苏州工业园区海关。1997年11月，耿永祥出任杭州海关关长。2000年，耿因为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当年在吴县任职的一位官员说，张荣坤在进入海关结识耿永祥之后，离职做起了外贸生意。此外，90年代中期的张荣坤就开始炒股和炒期货。

　　张的弟弟阿三对记者说，哥哥当年在苏州做过很多生意，“他赚钱的手法你根本想象不到”。张荣坤叮嘱弟弟妹妹，关于他赚钱的事不要对外人说起。他甚至对家人也守口如瓶，张荣坤常说，“不告诉你们是为你们好。”

[邱震海]　(2006-10-20)

三年多前，当朝核六方会谈刚刚开始之际，笔者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朝核谈判：料为朝鲜半岛统一前奏曲》。笔者当时认为，朝核谈判一旦启动，有可能会突破核危机的表层，进入朝鲜半岛常规军力部署和安全框架的深层；同时，若谈判不成，朝核危机也有可能持续激化。

　　笔者当时的预计是，无论是朝核谈判进入常规军力部署层面还是核危机持续激化，都可能伴随朝鲜政权内部的松动乃至崩溃，出现朝鲜半岛走向统一的先兆。因此，评估朝核谈判和朝鲜半岛统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统一进程启动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应该成为各有关国家所关注的问题。

　　现在看来，三年来的发展虽未完全被笔者所言中，但朝核危机确实在持续恶化，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经将朝鲜政权崩溃的现实可能性，实实在在地提到了各有关国家的面前。

军事冲突难免？

　　上周末，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虽然美日在决议案中作了重大让步，但一系列迹象还是使人感到，朝核危机未来还是有可能会继续恶化，那就是：

　　一、朝鲜拒绝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不但将之称为“帮派团伙”的“强制性决议”，而且还称之为向朝鲜“宣战”。另据美韩情报机关的消息，朝鲜很可能在近期进行第二次核试炸；

　　二、一旦朝鲜再次核试炸，美日就可能逼迫联合国通过更为强硬的制裁决议，届时就可能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二条关于军事制裁的条款。同时无论是美国、韩国还是日本军队，近日都已进入作战状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三、中国虽然通过努力，使上周末通过的联合国制裁决议显得相对温和，同时在执行制裁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与美日强硬立场的不同（这也成为美国国务卿赖斯几天后到访北京时，希望游说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原因）。但中国在中朝边境线上已经集结大量部队，做好了应对朝鲜内部可能发生政局动荡和大量难民涌入中国的准备。

　　三年来的局势发展证明，既然核计划是金正日用以维持政权的最后一张王牌，那么金正日便绝不会天真到轻信美国的安全保证承诺；同时，在过去三年外交游戏的背后，美国也一直未曾停止对平壤的暗中颠覆。美国和朝鲜交恶的不断升级，终因朝鲜造出核武器而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一致反弹，这就有了上周末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中国作为将十分有限

　　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既然被朝鲜视为“宣战”，那么以金正日的个性，就一定会做出更多不按常理出牌的举动，由此而导致国际社会的制裁举动也更为升级；届时，迄今仍希翼温和解决核危机的中国也不得不与美日站在一起。

　　上周朝鲜核试炸之后，中国从一开始发表前所未有的严厉声明，到联合国讨论制裁决议时反对军事制裁和大规模经济制裁措施，再到执行制裁决议时的“缓慢而坚决”，直到中国在朝鲜边境线上部署大量军队，以及日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时对朝鲜核试炸的强烈谴责，人们都可看到中国在两难之间的挣扎。

　　可以预计，只要朝鲜再次核试，那么针对朝鲜的至少小规模的军事打击或擦枪走火，就将不再在中国的掌控范围之内；届时，朝鲜面临的内外交困就可能由量变走向质变。

　　如果说过去一个多星期，中国的两难在于担心制裁过猛而导致朝鲜立时崩溃，那么未来若因朝鲜再次挺而走险而导致其内部瓦解，那么中国就将陷入一个更为困难的境地。届时，中国除了充当调停战火的“和事佬”和在中朝边境线上做好足够防范外，可以作为的空间将十分有限。

（作者为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

[陈冰]　(2006-10-20)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活动高潮来临前夕，胡锦涛参观了《伟大壮举，光辉历程》的大型主题展览。他说“举世震惊”的长征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诗篇”，长征精神是“激励我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和宝贵财富”。

　　不知今后是否有“和谐新长征”的提法，但从“2020年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看，胡、温执政团队显然决心进行一次新长征。

　　当“长征”和“新”两个字眼频繁出现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中国处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着手拨乱反正。时任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胡耀邦多次吹风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

　　到1978年执政党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中央高层不断强调“伟大的新长征开始了”，中国进入了“新时期”。

　　现在，中国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和谐社会”建设上，官方媒体也在宣扬说，新的执政理念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可见，新一代领导人是要“强力作为”的。

低调务实显领导风格

　　不过，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群情激昂”相比，当代领导人显得低调务实。虽然朝核试炸占据了全球媒体的头版，但中共并没有刻意在国内媒体渲染刚结束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没有如海外媒体原先预料的会涉及高层人事变动，甚至没有对不久前被免职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做出结论。曾经历过激情时代的人，抱怨六中全会缺乏怦然心动的激情。

　　少激情、多理性，其实正好显示了科学、务实的执政风范。世界上凡是有作为的政府，都是“做”大于“说”，缜密的政策理性多于激情的宣传言词。西方政治的热闹在于大选和日常辩论的公开性，政策出台和执行一样是“枯燥”的。专业人士的反复计算，社会各界的不断反馈，执政党的不停权衡，都与“激情”很少沾边。

　　在与西方政治体制不同的中国，热闹看不上，就看政府是怎么做的，做的力度如何。在处理朝核危机中，中国政府使用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词汇只有一个“悍然”，但做得很扎实。高层说服，特使奔走，终于让联合国决议基本上按中国的战略需求得以通过。10年后人们蓦然回首时，也许会把中国政府努力让平壤政府“软着陆”并对日本宽严不误的政策，表述为“大手笔”。

　　同样，在国内事务上，除了几位专家学者对“和谐社会”思想予以评价外，中央政府似乎更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六个督查组，对12个省区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依法进行督查；七部委联手分赴10省进行教育收费专项督查，保证教育经费到位，整顿乱收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渐明晰，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城市推广社区卫生服务。这些低调、务实的“做”，是老百姓所欢迎的。如同长征，是走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正视现实露改革锋芒

　　官方媒体对社会现实的直视立场，同样表现出务实求真的魄力。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鞭辟入里，毫无遮拦地点出“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的名；对党内“小圈子”给社会和谐带来大祸害的刨根问底一样很尖锐，几乎撕破了制度问题上的薄纸窗。

　　如果这种“讲真话”的舆论风气一直延续下去，从中央媒体吹到地方媒体，那么巴金老人会在天堂微笑，老百姓会在家里高兴，中南海也少一份对“虚报谎报”的担忧。

　　近期没有出现“高层调职”，并不意味着没有改革的锐气。在两起中阶官员的调整中，人们一定能体察到雷厉风行的改革锋芒。就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才几个月、年仅48岁的邱晓华被免职，《中国青年报》社长王宏猷、总编辑李而亮同时被解除职务，都让人怦然心动。

　　这些人被“突然”免职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但大众一定暗自窃喜。宏观调控不到位而让老百姓看着房价心跳，“冰点事件”给中国开明形象留下污点，都要有人来负责的。

稳扎稳打创政改新局

　　这两起不大不小的人事调整所透露出来的“为官新道”是：操守有问题要查处，职守有问题也要查处。在过去，下台的官员多是贪污腐化，贪钱一大堆，贪色好几个，对官员在职守上的要求似乎并不高，操守上清白已相当不错。但现在，要求操守和职守上双重优秀，具有“不作为就下台”的强制意味，连“另有任用”的空间都不预留。

　　不要期待中国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激动人心的政改措施往往经不起实践检验。但是可以期待一批务实求真、洁身自强、敢于面对大众、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新人登上政治舞台，去逐步改善政治运行方式，创造兼顾国民性和世界潮流的政治制度。

　　“和谐社会”新长征很可以是以这样的步骤展开：首先清理教育、医疗、垄断行业、利益集团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领域存在的问题，调查现存体制的缺陷；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锐意进取的新人将进入各级领导层，纠正缺失，参与新体制的创设；到明年中共十七大召开时，新的政改措施可能会呈现公众面前，构成“新长征”的主线路图。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能形成政改蓝图，速度算是非常快的。从欧美政治变更的经验看，一个政党形成完整的执政纲领，一般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笔者估计，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可能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讲“和谐”的人会越来越少，可能限于中央领导人、学术界和媒体；去落实和谐社会思想的人会越来越多，各级党政部门的负责人可能会更多地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他们的发言中甚至不提“和谐”二字，而做出的事会体现“和谐”精神。

　　那些等待提拔的中青年干部请注意，务实的领导人不会看你“说”什么，而要考察你做了什么以及能做什么。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美国公共外交的局限

● 韦弦 2006-10-21

　　近期，一系列丑闻和支持率下滑困扰着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眼看中期选举快到，布什政府却集中力量推出了一系列公共外交政策。

　　一些专家相信，美国人一直很在乎自己国家的形象，如果国际形象好转，布什的民望就会提高。

　　其实，美国人很早就注重公共外交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个术语就是40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使用开来的。但九一一事件之前，公共外交却快被扔进垃圾桶了。

公共外交的起伏

　　近20年前，美国国务院将公共外交定位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传播手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那时，冷战还没有结束，里根还在台上。公共外交是美国进行冷战的重要法宝。

　　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一时间似乎成了多余。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国会撤消了新闻总署，其工作被移交给国务院。据一位美国政府前高官透露，那时的公共外交总预算，包括广播、信息和各种交流活动，只有12亿美元，这个数字和麦当劳的全年广告费相等。

　　布什上台初期，对公共外交的关注同样不多，没有整合各部门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甚至未及时任命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但九一一事件改变了公共外交的命运。

　　九一一之后不久，为了挽回国际形象的颓势，解决“世界仇恨美国”的问题，也为了给新保守主义政策添脂抹粉，国务院成立了公共关系办公室，白宫随后成立了一个“联合信息中心”。2002年，美国政府又成立了全球交流办公室，并将原来的联合信息中心并入该机构。

　　布什的第二任期，公共外交不断掀起高潮。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一个任命。2005年7月30日，参议院批准休斯出任主管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红粉知己亲赴前线

　　休斯被外界戏称为布什的红粉知己。自布什1994年首次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以后，休斯长期追随左右。她做过布什身边的头号政府高级顾问，负责过白宫的新闻发布和布什重大演讲稿的撰写，可以说是最了解布什的口味。

　　当时的休斯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那时，美国国际形象的颓势尽显，又被虐囚事件和亵渎《可兰经》事件搞得灰头土脸。休斯很快就抛出了一份全球公关改革计划，启动了修补国际形象的工程。一年多来，休斯穿梭于世界各地，做了许多外交官从没有做过的事情。今年以来，她向全球派出了比往年多四倍的讲演者，并建立了三个快速公共关系海外应对中心，监控和应答媒体。

　　围绕着赖斯的转型外交，休斯这一年多来不停地为公共外交的转型鼓与呼，也在不同场合就公共外交做出了系统阐述。按照休斯的解释，公共外交基于三项战略目标：向全世界宣传充满希望与机遇的美好前景；使暴力极端分子及其主张暴力与仇恨的思想受到孤立和边缘化；在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树立共同利益观和价值观。而休斯眼中美国推动公共外交的手段不外乎四个E，即接触(engage)、交流(exchange)、教育(education)和授予权力(empower)。

　　的确，在休斯推动下，美国的公共外交局面大有改观。美国对文化外交各项目的拨款已经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以上。2006年度给国际交流项目的拨款增加了7000万美元，2007年度又增加了近5000万美元。在机制上，公共外交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国务院的六个地区事务局现在已各有一名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助理国务卿，国务院发言人还被派到关键地点，以便在当地新闻报道中说明美国的政策。

本末倒置的盘算

　　可惜的是，休斯的努力并没有改变美国国际形象，也没能提升布什的民意支持度。最近休斯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不得不承认，全世界的反美意识形态不会迅速扭转，它将是数年，可能数十年的工作。

　　在最近一年全球一系列民意调查中，“全世界反美情绪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现代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国家的民众对美国有负面看法，民意调查中的布什经常在各国元首中包尾。甚至连美国人心目中最亲密的盟友也反感美国人，调查显示，有37％的英国知识分子宣布不愿意购买美国货，反感美国文化。

　　这一切并不应该归咎于休斯不尽职，不努力，或者说她的政策思路和方法欠妥。但问题是，奥萨马·本拉登仅仅通过在半岛电视台偶尔播放一下自己的口信，就达到了抵销美国公共外交的目的。这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本末倒置。

　　布什政府把公共外交当作了临时事态的灭火器，当做了救急的灵丹，以为立竿见影。可以说，休斯上台以后，美国在诸多外交事态中的议程确定、形象设计和反应速度都大有提升。但这一切都是技术层面的手段，治标不治本。在美国外交的侵略性、强制性、双重标准不改观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快速止血可以，彻底治愈顽疾则几乎不可能。可以预计，如果美国继续把公共外交当作推行全球称霸战略的止痛药膏，即使满脸都贴满了创可贴，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形象。

　　中期选举已经到了眼前。它将检验的不仅是布什政府的国内政策，而且还包括外交政策，公共外交自然也在其中。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胡适先生四十岁生日时，北京大学的几个得意门生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题目是《你今年四十岁了都》，诗的每个自然段也都以这句话开头，读起来非常口语化，显得温馨、亲切而幽默。

　　此后，修辞学家们在谈到汉语的“副词倒置”现象时，往往都喜欢把这句话作为范例，认为它不只能加强语气，而且还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涵。笔者如此偏题赘言，是要说明本文的题目是没有错的。

“美国梦”依然充满希望

　　本月17日，美国人口总数越过三亿大关，排在中国和印度之后，名列世界第三。从简单逻辑和人口学的角度看，这似乎表明世界三强正齐头并进，未来三足鼎立格局正从遥远的地平线上露出朦胧的轮廓。

　　1967年美国人口达到两亿时，约翰逊总统在商业部召开记者会表示庆祝。《生活》杂志还向全美各地派出摄影记者，在准确的时间里抓拍第2亿个公民诞生的时刻。

　　但这一次，由于美国社会内部排斥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情绪在上升，所以没有任何兴高采烈的官方庆祝活动，媒体和民间也显得很低调。

　　然而，对美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来说，跨越三亿人口的界碑，毕竟是值得庆祝的。虽然世界人口的膨胀对自然资源和人类本身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以美国国力和维持世界超强地位的目标来看，美国人口的有序增长应该是利大于弊。

　　笔者原本以为，美国人口之所以保持增长趋势，是因为不断引进外国移民，特别是吸收大量拉美移民，但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每年新增人口为270万，其中180万是本地新生婴儿，其他大约90万为新移民。也就是说，虽然外来移民人数庞大，但主宰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今天依然生机勃勃，白人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

　　亨廷顿教授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对美国基督教文明能否保持主导性感到忧心忡忡。现在看来，他似乎无需过于担心。一是因为宗教的传统价值观，使得美国白人妇女愿意生育和抚养更多婴儿；二是在维持较高出生率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收缩移民政策。

　　也许正因如此，白宫虽然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但布什总统还是掩饰不住心中喜悦。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人口突破三亿大关的事实再次证明，“美国梦”依然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

　　的确，美国也许不能永远保持全球超强的地位，但人口的正常替换和增加，至少使之有条件延长强大和繁荣期，减缓盛极而衰的趋势。

　　与美国人丁兴旺的景象相比，欧盟、俄罗斯和日本就显得相形见绌。目前在西欧地区，婴儿出生率很低，每名育龄妇女平均只生1.5个孩子，低于人口正常汰换所需要的2.1。而在德国和意大利，生育率比这个平均数字还要低。

　　人口的萎缩，是欧洲老牌帝国纷纷滑向没落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欧洲失业率在增加，人口在老化，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政经联合目标失去动力。所有这些，都将导致昔日欧洲列强再也无法担当起全球性角色。

　　目前的中国，虽然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每名育龄妇女平均只生育1.8个婴儿，但人口规模依然处于膨胀状态。即便解决了近忧，紧随而来还有远虑。实际上，中国的人口老化现象早已出现。

　　在人口问题上，中国似乎走了两个极端。先是过份强调庞大人口的重要性，然后是过份强调人口庞大的弊端。不可否认，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都与人口过多有关，但庞大的人口并非必定就是不可质变的负担。

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实际上，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就是建立在庞大人口的基础之上。而外部世界之所以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一直给予乐观预测，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看到了庞大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潜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庞大的消费市场，各种各样的人才，这些都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所羡慕不已的宝贵资源。

　　然而，只要谈到人口问题，中国一些官员和学者大多都习惯性地只从消极角度出发，似乎满眼都是张着大口等待嗟来之食的人群。有些官员经常不假思索地说，“我们要养活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这种套话便是错误观念的反应。事实是，中国13亿人口无需靠政府养活，相反，是他们养活了政府。

　　论国民收入，中国当然还不富裕；但论国家的实力，中国最值得珍惜和利用的财富就是庞大的人口。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说：“创造财富的力量，永远要比财富本身重要。”中国现有和潜在的劳动力人口，包括从农村转到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就是创造财富的力量。

　　人口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压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不断和过份地强调其负担，不仅无法减轻压力，反而还会使自己眼光短浅，看不到活生生人群的价值和能量，甚至反而觉得其他人都是多余的，只有自己才有生存的资格。

　　中国政府现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在观念上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但是，若要真正落实这个理念，各级管理者就应该经常换个角度看待人口问题。布什说庞大的人口是“美国梦”依然光明的标志；中国官员也应该把自己庞大的人口，看作是“中国梦”的希望所在。

28岁台湾留学生　1年成66亿富豪（zz）

短短1年多白手起家，成为身价66亿台币的亿万富豪，美国的矽谷又缔造这样新的传奇，而且创造这个传奇的股东之一，还是来自台湾，他现年只有28岁，他是现在全球最火红网站YouTube的创办人陈士骏，他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在史丹佛大学跟校友创造这个网站，GOOGLE用546亿台币的天价并购，让这名台湾移民，瞬间挤进新的亿万富豪之列。

　　黑西装，刺猬头，耳朵上还带着亮晶晶的耳环，这个生长在台湾，今年只有28岁的男子，他可是美国最新出炉的亿万富豪。28岁台裔富豪陈士骏：「真的要谢谢网友的支持，因为大家的贡献，让YouTube茁壮 。」

　　这名旅居美国的台湾男子，叫做陈士骏。今年刚满28岁，是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创办人之一，从台湾移民美国后，陈士骏在去年跟史丹佛大学校友一同研发了YouTube 。

　　短短1年多，他靠着这个网站，成了美国新兴亿万富豪，网友们上了YouTube，就如同拥有专属电视机，想看什么就看什么。YouTube这个网站，成立才1年多，立刻成为全球最火红的网站，因为网友把自己最菁华、最搞笑的画面，全部po到网站上。

　　YouTube的成功，立刻吸引全球最大搜寻引擎GOOGLE的青睐，GOOGLE以16.5亿美元，折合台币546亿的天价，收购YouTube。这也是Google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并购案。也让这个台湾小子 陈士骏跟他的拍档，身价暴增2亿美金，也就是66亿台币。陈士骏：「我们只是把，简化了网路影音传输的方式，方便大家分享影音画面。」

　　陈士骏说，当初会成立YouTube纯粹只是想在网路上，分享聚会的美好时光，没想到影片档案太大，普通的E-mail根本传不过去。陈士骏灵机一动，乾脆在同事的车库里，自己架设影音分享平台，也就是YouTube。富比士杂志编辑丹尼斯：「这个网站就好像是一家热门的餐厅，大家都会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去。」

　　当初成立YouTube，总共有3位创办人，这546亿台币的并购金，有的是现金，有的是股票，将由3个人平分，这位台湾出身的年轻留美学生，一夕间，变成亿万富豪，陈士骏说，他不会因此就退休，他会利用Googl的资源，继续将YouTube发扬光大。